新的选举制度下,很多人不看好即将于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分区直选的投票率。各种意见综合起来,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:
第一,直选名额减少,选民手中的选票贬值了。
第二,参选人总数下降,与议席的比例也降低了,选区气氛不热烈。
第三,非建制派,特别是泛民政党的参选人大大减少,泛民选民有挫折感。
第四,在社会上正式开展竞选的周期缩短了,市民对参选人的认知时间减少。
第五,《港区国安法》施行后,参选政纲缺少富有个性和刺激性的政治内涵,选民不容易分辨参选人。
第六,竞选过程缺乏对抗性,少有戏剧感,选民不容易入戏。
以上种种理由即便成立,但是,根据上述理由是否就必然得出投票率会大大降低,甚至如有的人预计的低于百分之三十几的结论来呢?我觉得未必然也。为什么?因为人心是有反 思能力的,因而人心是会变的。关键在于香港市民,特别是合资格选民对香港“一国两制”二十四年实践的再认识、对泛民以往作为的审察、对2019年事件的反思、对功能代表制的理解、对当前香港处境的忧虑和对香港未来命运的关心。
有人说这场选举临近公投的边缘。其实,这没有什么可怕,德国思想家雷南曾言,“国家的存活仰赖日复一日的公投”。这意思是说,国家是一种不间断的精神上的验证和续造的 现实。毋庸置疑,这场选举是对香港精神的验证和续造。
一国两制来之不易 行之须谨慎
收回香港,这是中华民族的公意,谁也对抗不了。国家是人类的宿命,也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最高实现。实行何种制度,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的。
什么叫“一国两制”?从主权理论来说,就是打破经典的主权教义,给特区超额授权。很 多很多的主权权能都赋予给了特区。何谓特别行政区?就是没法按常规来命名的行政区。 按照“一国两制”的模式是无法建构一个国家的。既然如此,一方面,特区应该珍惜这种 特殊的宪制安排,另一方面中央也“心心常似过桥时”,步步谨慎。
一个23条,中央大度到把自己的专属立法权授予香港,结果香港迟延了23年。 23年来,多少人信口雌黄骂国家、骂中央,混迹政坛、媒体,得位得名得财,呼风唤雨。
一个好端端的8.31行政长官普选方案,结果有人鼓吹“真普选”、“公民抗命”,煽动“占中”,立法会竟然给否决了。
一个神圣的立法会宣誓就职仪式,演变成了羞辱国家和民族的闹剧,很多人居然当把戏 看。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若是,如何拯救?
一个移送逃犯的事情,在一个单一制国家之内,哪有多少麻烦?结果香港居然闹出持久暴力来。
虽说历史不容假设,但要反思就不得不假设。假设香港及早制定23条立法,哪有后来那么 多的闹剧?政治风气哪会那么堕落?年轻人怎会深度中毒而耽于其中?假设8.31决定得以 完成本地立法, 2017年就已经实行行政长官普选了......香港真正的转折点不是2019年,而是2013-2014年。可惜香港转运的良机被“公民抗命”给断送了!香港的反对派若真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底线,怎么会黯然地退出历史舞台?所谓“泛民的百分之六十的选民”,若是想明白这些事情,还会继续做泛民的信徒和支持者吗?每个选民都是独立的精神主体,没有谁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泛民的选民。
重构民主理念 探求功能代表制与地区代表制的平衡律
为什么香港要实行功能代表制与地区代表制结合的混合民主?
民主是个好东西。但什么是民主呢?怎么才能实现民主?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出场。古希腊的雅典是个不可复制的范例。如果人人都奔走向大会,谁来生产?别忘了雅典是小国寡 民,而且更重要的是,它靠奴隶生产劳动。今日之世界,无论哪个国家的民主都是代表制
在民主理论家卢梭的眼中,这样的民主都是赝品。
所谓代表制,其实质即菁英民主。选贤与能,概莫能外。怎么选?数人头是一个办法,但人类历史上,还有多种选择贤良之士的方式,其中功能代表制与民主关系最近,是对民主 的补充和补救。功能代表制的规范理由如下:
1、人不是抽象的,而是社会的人,劳动是第一哲学。韦伯说,选票的平等无非表示:在他社会生命的这个特定时间点,个人——带有职业身份和家庭地位的个人,处于独特的经济或社会地位的个人——不见了,只剩一个公民。
2、社会是异质的,纯粹的政治代表不能——至少不能充分地——再现异质社会。异质性表 现在多方面,最重要的两点是劳动分化和阶级分化。
3、社会是一个功能有机体,是多种结盟的复合体,个人在社会中具有多种成员身份,而相应的组织是他们各种身份的保障。因此,真正的民主就当充分反映社会的多元性,让各种 功能组织都选出代表。一个完美的民主应该承认多种选举单元,而不能仅仅限于公民个人。
香港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。商业社会是基于商业社交理性形成的一种和谐状 态,其原则是功用(utility)。商业社交理性可以令大家互赢,它的结果是一个富裕的和谐社会。国家为什么对香港要实行一国两制?原因是多方面的,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珍惜香港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,所以基本法把繁荣稳定作为第二原则(第一原则是一国)。繁荣稳定依靠什么?最根本的依靠是港人的商业理性和香港精神。
要维护和续造香港的商业理性和香港精神,政治体制的设计就必须体现多元化,兼顾香港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。香港的功能代表制是香港民主制度的特色,囊括了所有的行业,绝大多数的从业者都被代表了。每个界别的选举方式不尽相同,可以说,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我 所知道的最为复杂的选举制度。
无可置疑,功用与平等之间存在张力,但香港的问题既非要否定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,也 非要否定平等的道德基础,而是要找到一个度,一个平衡点。
有人认为新的选举制度加大了功能代表制的比重,挤压了地区直选的占比,从而鼓动选民不参与选举。聪明的选民啊,你们应该更加珍惜地区直选才对!只有你们的热情参与和高 投票率才能为地区选举出来的议员加持能量,赋予他们更大的含金量,进而为以后实现普选的最终目标争取更大的机会。打个比方,我们小时候读中学吃食堂,“僧多粥少”,一到吃饭点,大家蜂拥而至。假如选民因为可选出的席位减少了就不去投票的话,那是不是反而说明选民对民主没有真正的渴求,“不饿”、“厌食”呢?
有人因为泛民参选空间变窄,煽动选民投白票。什么叫投白票?就是张三李四谁也不选。 谁也不选,还来选什么?实际上是来“选个鬼”。假如真有大量的选民听从蛊惑出来“选个鬼”,这些选民心里就被蛊惑者成功地植入了一个鬼,被鬼魂附体了!这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公民抗命”,另一种形式的内斗、内耗,更是一种政治巫术,是对选民政治灵魂的掠夺。
斯港斯民,更哪堪几多风雨?
(作者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)